前者是指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物质性因素，后者则是指家庭、朋友、邻居以及风俗习惯等人文性因素。

有学者提出，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行政权行使主体和行政权行使对象处于不平等的地位。[12]参见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8）黔0602行审2号行政裁定书。

同时，就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取消了提交户口簿的要求，并对该条中的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增加了较为严格的程序性限制规定，即改为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报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的其他材料。[20]参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行初146号行政判决书。从组织听证到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只有短短几小时的时间，甚至可能在听证前就已经作出了，这显然违反了程序法定原则。行政机关搜集证据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

如同出国通行证全国通办和证照分离改革所显示的，在法律未予修改也未经立法主体授权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适用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先行取消、简化义务性程序，在本质上等于变更了现行有效的法律。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就意味着，行政行为的存续力、行政秩序的稳定性也是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92]时至今日，这种人身依附性浓重的制度安排，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诫命下，已然失去目的正当性，亟待改变。

[3]②认为个人信息权本质上是一种对世、排他、绝对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保护自然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占有和支配。[4]③认为个人信息权是新型、独立的人格权，除传统人格权消极防御的特性外，还有积极控制的面向，派生出信息知情、同意、查询、修改、更正、删除等权能。另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页。[90]据此，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并不禁止处理个人信息，而是要求处理活动符合法定条件和比例原则，由此确保个人尊严。

参见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第70-73页。然而，以民事权利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概念基础的主流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反思，民事权利难以独担统率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之重任。

在确定我国宪法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内容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根本目标决定该项基本权利的内容。那么，能否通过宪法解释将其纳入基本权利？既有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就所依据的宪法条文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开劳动者的个人资料信息和使用劳动者的技术、智力成果，须经劳动者本人书面同意。此处的个人信息权益指的就是基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实现而获得保障的各种相关法益。

比如英国1984年通过的相关法律就命名为《信息保护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而非此前在英语世界更为流行的隐私法案（例如美国1974年《隐私法案》）。这里的措辞极其精准，表明《民法典》确立的并非个人信息权，而是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前者指向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决与控制，后者指向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应得的保护。但这只是在法定的基础上额外增加同意的要求，对公权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科以高于私人处理者的标准。事实上，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2016年《网络安全法》第76条，再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从直接识别到直接识别+间接识别再到识别+关联，范围渐趋扩大。

[44]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53页。较之私人维权，它更集中有力。

[10]②认为只有民事责任能真正弥补信息主体的损害，因为其主要形式是赔偿损失，以恢复被侵害人的权益为目的。同上注，杨立新文，第42页。

这一体系既能对现有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进行系统解释，厘清诸多部门法、执法手段之间的关系。更多国家是以宪法解释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基本权利范围。关于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所对应的国家消极和积极义务如何展开，以往研究已有细致讨论。[79]参见张善斌：《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的独立与互动》，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57-58页。[89]这同样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例如《希腊宪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就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尤其是通过电子手段为之的，受到法律保护。

[58]第三，德国学者称信息自决/控制权为一种乌托邦，因为欧盟GDPR针对个人自决/控制创设的例外太多，使之无法成为有意义的原则。三是社会执行（Social Enforcement），即公权机关和公民个人以外的社会组织来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58]同前注[36]，Serge Gutwirth等编书，第51页。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9-150页。

随后，无论是《刑法》《民法典》，还是《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是在为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提供制度性支持。这一条在二审稿中被删去，国家机关公开、提供个人信息的活动由此失去明确的法律规范。

[5]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4页。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28]同前注[3]，程啸文，第6页。这也是为什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第五章详细列举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其目的正在于从公法上对信息处理者提出合规要求，为高额罚款、停产停业等公共执行手段奠定基础。

有学者进一步把权利主体限于个人，明确个人信息权是信息主体对其信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防止他人侵害的权利，[55]这使个人信息权变成个人信息自决/控制权的缩写。不同场景下，公民因个人信息被处理而面临的尊严减损风险不尽相同，工具性权利束也须相应调整。

《民法典》不会覆盖或推翻这些先在立法。[6]同前注[3]，程啸文，第6页。

对平等关系下的侵害主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并无必要。然而，随着信息高速流动和广泛利用，原本零散、偶发的个人信息处理，日渐具有规模性和持续性，经由马赛克效应（Mosaic Effect），将信息主体置于前所未有的被操控、侵扰或歧视之境地，使其因数字化而客体化，面临人格尊严贬损的巨大风险。

此外，2013年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这正是为什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第34条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但如前所言，个人信息侵害主体并不一定具有数据权力。此一工具性的权利束无法从作为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那里派生而出，而只能是宪法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落实之结果。

第三，在宪法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视野下，通过展开其内容、功能与限制，建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由于计算机系统和自动化处理的推广，西方国家率先开始关注个人信息保护，但此时其成文宪法已定型，宪法解释成为更优选择，典型代表如美国和德国。

[91]以我国的人事档案制度为例。此种功能下，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双方关系，在二者之间树起屏障，防御国家在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侵害个体尊严。

赵宏：《〈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6-19页。目前，全球已有三十多个法域将个人信息保护列为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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